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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子计算或许是最能说明美国为何需要针对性产业政策的典型案例。然而，大规模政府资金注入科技初创企业不能发生在法律真空中。领先的分析师们得出这一结论，指出必须为这一领域的投资制定透明且可预测的规则。

为何量子计算是特例

与无人机、电池或稀土金属不同——政府在这些领域可以直接采购产品或实施监管——量子计算的情况更为复杂。目前几乎没有成熟的商业产品，主导架构尚未确定，产业链也正在形成之中。正是在这个依赖关系尚未固化的早期阶段，政府干预不仅合理，而且至关重要。

量子技术与国家安全的关联显而易见：可扩展的量子计算机未来有望破解现代公钥密码学。此外，相关衍生技术可应用于传感器、导航、通信和科学计算。这是少数真正需要政府直接投资的领域，但不应成为整个经济的通用模板。

商务部计划：20亿美元投入量子未来

今年5月，美国商务部根据《芯片与科学法案》签署了九份意向书，总额达20.13亿美元。资金将用于建设两家量子工厂，并支持七家开发量子计算的公司。主要受益方包括：

• IBM——10亿美元，用于成立子公司生产量子级超导晶圆。
• GlobalFoundries——3.75亿美元，用于建设安全量子工厂。
• Atom Computing、D-Wave、Infleqtion、PsiQuantum、Quantinuum——各获1亿美元。
• Rigetti——最高1亿美元。
• Diraq——最高3800万美元。

获得资金的条件是政府以少数股东身份参与每家公司资本，但不取得控制权。正是这一条款导致谷歌拒绝参与该计划：该公司认为此类要求可能延缓实用量子计算机的研发进程。

政府投资的三大原则

分析师提出政府直接投资技术的三项关键原则：

1. 仅在面临明确的国家安全威胁或市场无法自行解决的严重经济脆弱性时进行干预。
2. 不投资可购买现成产品的领域。在量子计算领域，这一方法目前尚不适用，因为所需产品尚未以工业形态存在。
3. 保持政府与企业的距离。纳税人应从受支持企业的增长中获益，但直接持股会带来政治风险。

认股权证被视为有效工具——它赋予政府分享公司价值增长的权利，而无需全面控制企业。

我的观点

量子计算不仅是又一场技术竞赛，更是安全范式的根本性转变。美国投资这一领域是正确的，但谷歌的失误表明，刺激创新与设置官僚障碍之间的界限何其微妙。如果政府想成为高效投资者，就必须学会不仅提供资金，还要适时抽身。否则，我们面临的将不是量子优势，而是量子停滞。